“电吉他之都”山东潍坊鄌郚：小镇制造一年出口8亿多

  在流水线岁的李庆生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戴着劳保手套，拿着一把电吉他，一边调旋钮一边弹弦。无需调音器，全靠一双耳朵，他就能判断琴弦是否走音。

  调音这件事，李庆生已干了15年之久。上班时，他每天要在近200把吉他上“爬格子”，两三天磨坏一双劳保手套，手指尖上布满厚厚的老茧；下班后，他则用这双手种植桃树。

  在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和李庆生一样，大部分乐器厂的工人同时也是农民，他们有的一辈子没走出过山东省，但经手制造的电吉他，有八成都远销海外。

  2024年两会，“新质生产力”成为热词。十年前，中国乐器协会秘书长曾泽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世界乐器一半是中国制造，中国已然超过美国成为乐器基本的产品产量、营业额和出口量世界第一的国家。”构成这一些数据的很大一部分生产制造，就发生在鄌郚这样的城镇里。

  近年，鄌郚镇电吉他产业正摆脱传统的发展路径，转向海外市场，打造中国自己的电吉他品牌，加速变成全球电吉他供应链中的一环。据中国乐器协会，鄌郚电吉他全年出口总额8.5亿元。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每天都有来自东北的木料和浙江的螺丝，在位于山东潍坊昌乐县西南部的这个小镇打磨组装，在十几年工龄工人的手上，经过上百道生产工序后，运输往美国、欧洲等130多个国家。

  极目新闻记者实地走访时却惊讶地发现，虽然制造的是代表时尚的摇滚乐用的电吉他，但老板们却大多穿着朴素，有的老板一口纯正的山东口音，有的老板吃素食穿布鞋。年长的工人们大多没有听过摇滚乐队，很多老板最初也是“外行”人。他们有的以前是跑物流的，有的原本是鄌郚镇中学老师。就连鄌郚镇第一个电吉他厂厂长一开始也是生产小提琴的。

  既不靠海、也没有乐队基因，这批看起来有些“土”的鄌郚人，是如何将电声摇滚乐器卖到国外的？

  “今年整年都很忙”，在鄌郚镇顶级规模的电吉他企业昌韵达车间里，三条流水线全力开工。工作人员介绍，往年都是9月份到圣诞节前夕最为忙碌，今年春节刚过，工人们就开始上班。前一日刚刚送来的木料还堆积着，要等到工人们做完手上这一批产品才能装货。

  “现在订单都是几万几千把地下，太小的订单我们都不收”，老板张建军说，工厂95%的订单都销往国外，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口气送出好几个集装箱。在鄌郚镇，厂家们谈及出口的电吉他，都是用“集装箱”来计数。

  除原有的邮政快递之外，顺丰、中通、韵达、圆通都来抢占快递市场。小镇上到处是方方正正的厂房，物流广告打到了厂房门口：“昌乐吉他享誉世界，顺丰快递更优惠。”

  3月4日，极目新闻记者来到昌乐县乐器行业协会，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正在会议室和乐器厂老板们开座谈会，研究怎样让审批更快办理，以支持企业出海。行业协会王永德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他说今年“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多了很多”。

  在国内，鄌郚镇吉他经过40年的发展，早已在国内市场迎来过春天。除广东惠州，贵州正安之外，鄌郚镇一度占据国内吉他市场超四成，尤以电吉他为特色。在乐手圈中，因被大牌“芬达”授权生产（美国著名电吉他品牌），产自鄌郚镇的吉他曾被戏称为“鲁芬”。“鲁芬”长期以低廉的价格和合格的品质深受初学者的欢迎，畅销于国内电吉他中低端市场。

  适逢国际市场机遇，当“鲁芬”走向国外，低廉的价格和合格的品质使得“鄌郚吉他”也收获了很多外国客户，迎来了“第二春”。

  多位厂家告诉极目新闻记者，2020年疫情前后，鄌郚镇的电吉他订单量猛涨。迪声乐器厂的老板刘迪还记得，有个从2016年开始陪跑的客户，每年订单量在1000把到2000把左右，2020年订单量猛涨至八万把。他一下子吃不了这么多货，就分给其他厂做。

  昌韵达乐器的张隆纲也记得，疫情期间订单量几乎翻倍，为了方便电吉他运送，政府为厂家们特批打开一条高速路通道。

  究其原因，疫情期间只能呆在家里，很多海外客户从线上下单电吉他。据美国一家音乐零售商的报告，相较于2019年，2020年全球电吉他在线购买数量翻了两番。

  鄌郚镇电吉他产业的第一阵春风就来自海外。1993年，中韩在鄌郚镇创立了镇上第一家制作吉他的合资工厂缪斯乐器厂。韩商撤资后，至新一代老板加入市场时，鄌郚镇上已形成成熟的技术，还有一批熟练的工人和成熟的产业链。

  早期，更多的电吉他市场在国内。但到了2010年左右，不少电吉他厂商负责人感觉到，国内教育培训行业对于电吉他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市场已趋于饱和。

  但转头做外贸谈何容易，2015年，鄌郚镇的电吉他产业又发展到瓶颈期，问题大多是中间商赚差价。

  “出厂价给的是三五百块钱，中间商销售到美国之后可能卖1000多元”，张建军的儿子张隆纲加入工厂后，主攻国际贸易，“现在亚马逊上一半都是中国人，即使卖给中国人，琴最后也是销到海外。”

  李华波的父亲建设了鄌郚镇第一家电吉他企业，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几乎大半生都投入电吉他产业建设，见证了电吉他市场的变化。在经销商赚差价的情况下，“人少的厂子，几乎是不挣钱的”。李华波的大唐乐器厂做半成品加工，一年毛利率仅5%。

  “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活下来？”李华波说，生存的压力之下，纯做代加工的企业，只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产量、降低成本。

  一些企业走的是规模化模式，镇上唯一一家规模以上的企业昌韵达就主接大单，工人们制作规制相同的吉他，生产效率更加高。因为规模比较大，比起其他生产能力不足的小厂，客户也更为看重昌韵达的生产能力和出货速度。

  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张隆纲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完善制作工序，制定绩效考核办法，将工人计时转为计件算酬。像李庆生这样的调音师，按照计件算酬，一个月的工资能超过1万，即使在潍坊市区也属于高收入。

  此外，他们还引入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在很多工厂，数字控制机床的帮助下，只需要一位操作工人就能够实现订单。一个工人工作八个小时叫做“一个工”，李华波说，原来一个工做1/3把琴，现在一个工能做5把琴。

  为了支持工厂扩大规模生产，政府不仅为生产的公司可以提供融资支持，而且未解决用地问题，正在小镇北边建设占地四百多亩的乐器产业园，如今一期已建设完成，待全部建成后，每年可生产60万把吉他、30万台音响。

  内蒙古人刘迪早期是乐手，他太明白一把好吉他对乐手的重要性，他创立的迪生乐器走的是精品定制路线，自己生产自己外出找订单。说起独自出海创业的经历，刘迪摆摆手说“说多了都是血泪史”。去年一年，他带着团队在整个世界到处飞，花在展会上的钱就有120万。在展会上，他们的位置常常被安排在角落。“只有让他们摸到琴，才会觉得你这东西牛”，刘迪说。

  出口上，刘迪主打精品。迪生乐器一把精品电吉他的成交价格，大约等于低端电吉他批发价格的10倍。

  “以往我们都是坐在家里等订单，现在是走出去找订单”，看到机会，昌韵达也主动加入外贸。张隆纲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阿里的海外电子商务平台上成交的第一单，对方客户和他用翻译软件来回聊了好几天，最终只卖出几十把琴，算上运费几乎是亏本，但他发现，外国人对电吉他的需求比想象中大。

  阿根廷人Julian就是被一把琴吸引来小镇的，他自述从12岁就开始学吉他，在阿根廷，“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把吉他，对于很多乐手而言，吉他就是生命”。Julian在阿根廷维修吉他时，偶然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把产自昌韵达的电吉他，“手感和做工都超出了价格预期”，他觉得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便毛遂自荐，联系到张隆纲，想要来做质量总监。

  去年，行业协会组织11家自主品牌前往上海参加展销会，昌韵达便是其中之一。Julian在展销会上的吉他表演吸引了很多人，还碰上了阿根廷老乡，很快促成了订单。“有时候老外之间说一句话，比我们说一万句还管用”，张隆纲开玩笑道。

  3月4日，在昌乐县乐器行业协会，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正在会议室和乐器厂老板们开座谈会，研究怎样让审批更快办理，以支持企业出海。据介绍，过去，行业协会派人帮着企业到行政审批服务局代办业务，将来局里将专门为乐器产业打造所有手续一次性办成流程。

  如今，鄌郚镇的竞争对手不仅在国内。很多国外电吉他大牌在日本、印尼开代工厂。传统模式下替大厂代工的思路面临考验，重要的是形成独属于鄌郚镇的新质生产力——打造中国人自己的电吉他品牌。

  代工厂为主的模式下，工厂“薄利多销”，订单一减少，就轻易造成恶性竞争。曾经就有不少厂家贴牌销售（即生产的吉他上贴上大牌的标签），使得花了钱的人国产电吉他产生刻板印象。“当时有一句话，你做得再好也是国产的。”雅特乐器的老板赵卫国记得。

  “前几年，有些后生为了挣快钱以次充好搅浑了水，现在此现状基本上消失了，因为都做不长久”，昌乐县乐器行业协会王永德说，现在，如何形成新质生产力，打响牌子、做品牌成了各厂的共识。

  赵卫国从零开始做国产自有品牌雅特乐器，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曾一度面临关门的境地。

  2010年左右，赵卫国感觉国内市场已饱和，在大众市场上，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习电吉他。赵卫国改变理念，由批量生产转而为个性化定制。

  他先是将目标客户锚定在乐手身上。BBS时代，赵卫国通过吉他中国论坛，加上了唐朝乐队、液氧罐头乐队等著名乐队的吉他手的QQ，做吉他乐手的定制款。

  但在乐手圈内，销路一直打不开，很多乐手只认国外的品牌。赵卫国意识到“争取那一帮音乐人是很难的，他们的梦想是成为崇拜的美国音乐人，手上拿的是芬达（美国品牌）”他转而调转思路，“不考虑卖给这些人吉他，而是帮助他完成梦想”，即培训专业乐手成为老师，教下一代弹奏电吉他。

  赵卫国至今还记得与专业乐手余晓维的合作，2013年他第一次去看余晓维的演出时，livehouse里买票的年轻人多到站在门外听。

  期间赵卫国一直邀请他做培训机构，但余晓维由于在武汉音乐学院电吉他专业担任教师，一直没能答应。2014年的一个深夜，余晓维突然打来电话问他，“还想不想做培训机构？”赵卫国以为，他终于想通了。“不是我想通了，是我失业了”，余晓维说。这一年，武汉音乐学院取消电吉他专业，这才有了后来满地开花的金手指吉他教育学习管理机关。如今，雅特品牌在乐手圈内已经小有名气。

  这一次，政府带领企业重视商标、专利、版权意识，政府注册“鄌郚吉他”的品牌供企业免费使用，昌韵达就是通过注册国外商标而顺利出海。2023年，鄌郚镇乐器产业园被山东省版权局授予“山东省版权示范园区”。

  赵卫国的眼光看得更长远。在他的牵头下，鄌郚镇政府正申请制定“高端电吉他制作”团体标准，其中一条是将琴弦和指板之间的距离精细到1.2mm-1.5mm之内，以“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更好的”。

  进入智能和创新的时代，鄌郚镇吉他品牌也在跟上。年逾60岁的赵卫国和他的团队正在研发智能电吉他，刘迪则将非遗大漆融入吉他中去，这些具有中国元素的吉他，在海外市场和年轻人中颇受欢迎。

  无论大厂小厂，缺乏年轻工人成为鄌郚老板们面临的最大难题。走遍鄌郚镇，几乎每一家工厂门口都张贴着醒目的牌子：招工人，工资面议。“现在订单有了，技术也不是问题，唯一的困难就是缺人”，张建军说。

  小厂想要做规模化缺人，大厂想继续扩大生产线，但受限于专业方面技术工人太少。张建军说，90年代第一批技术最精湛的工人，现在大多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专业的调音师等技术工人工资开到过万，但招不来一个年轻人。

  即使招来了年轻工人，大部分也留不下来。“培养一个熟练的工人需要一年时间，现在有几个年轻人能呆得住？”李华波直言。

  刘迪则认为，要提高吉他的质量，始终缺乏的是懂音乐的人来做吉他。“会弹琴的人不一定可以做好琴，但是不会弹琴的人一定做不好琴。就好像我不会开车，我怎么去研发一辆汽车？”

  为了解决人才问题，政府也在不断介入。王永德和记者说，为避免企业之间互相抢人，镇政府出台政策，工人统一定岗定酬；在两家企业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一名高级技术工人可以同时在两家工厂上班，拿双份工资。

  王永德和赵卫国刚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出差回来，他们此行是和学院谈合作，希望与职业学院联合建立一个新的专业，专门培育学生制作、维修电吉他。师资力量由企业来出。

  眼下，培养人才是他们最要紧的事。2010年以来，在山东省经信委、省中小企业局的支持下，行业协会已先后和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5所高校建立产学研关系。

  另一方面，也向下游打开了音乐市场；并将鄌郚镇的吉他产业向着文旅方向延伸。2012年以来，雅特乐器多年连续举办吉他大赛、原创音乐大赛等等，就为了“培养下一代弹电吉他的人”。

  刘迪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吸引年轻人。他有时播到凌晨4点，但直播的最大的目的不在于带货，而在于“宣扬文化”，让年轻人好好练琴。他说，自己愿意给年轻人免费教学，迪生乐器的二楼住满了前来找他教课的年轻人。

  梅悦宏便是其中一员，他今年26岁，在杭州学习音乐表演专业时认识了刘迪，现在迪生乐器已经工作一年半。在乐器厂里，他给记者演奏起《成都》，眼里闪烁着和老一代吉他人不同的光。

  3月的山东潍坊气温回升，小山坡上有人放起了风筝，城市已开始有了春天的气息。距离潍坊最近的县城昌乐县鄌郚镇里，春天正快步而来。